克强指数传隐忧三大指标数据均不乐观

克强指数传隐忧：三大指标数据均不乐观

从构成克强指数的三大指标来看，4月工业用电量的回升，与去年基数偏低有关，所以这种上升趋势并不牢固。现在情况反映货币空转还在延续，货币信贷进入实体经济偏慢偏弱，并且上游生产资料价格出现反季节下跌，预计未来工业生产还是较弱的。

被英国《经济学人》认为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真实状况的克强指数显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偏弱，构成克强指数的三大指标：4月工业用电量环比出现负增长，尽管同比增速较3月份上升4.4个百分点，但若按照日均用电量计算，同比也是负增长，显示工业生产仍疲弱；中长期贷款余额有所上升，但对公中长期贷款持续低迷，显示企业对未来盈利预期不佳；铁路货运量也出现大幅下滑。　　货币空转还在延续　　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是英国政经杂志《经济学人》创造的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名字命名，源于李克强在任职辽宁省委书记时，喜欢参考工业用电量、中长期信贷余额和铁路货运量这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经济学人》自2010年底正式推出这一指数后，受到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众多国际机构认可。　　据了解，克强指数在编制时，工业用电量、中长期信贷余额和铁路货运量权重分别为40%、35%和25%。　　海通证券研究所宏观团队根据三个指标绘制了最新的克强指数走势图，发现“克强指数领先于GDP和工业增速约两个月，其波动性大于GDP和工业增速，更符合民众的实际感受。”　　根据海通证券研究所数据，今年以来克强指数持续下滑，前2个月克强指数为6.12，较去年12月的7.77有所下滑，而3月份则直接降至4.41.4月份数据将于今日公布，据透露，尽管数据有所反弹，但并不明显。　　“从构成克强指数的三大指标来看，4月工业用电量的回升，与去年基数偏低有关，所以这种上升趋势并不牢固。现在情况反映货币空转还在延续，货币信贷进入实体经济偏慢偏弱，并且上游生产资料价格出现反季节下跌，预计未来工业生产还是较弱的。”　　基于此，海通证券研究所宏观分析师对经济的判断偏谨慎。　　三大指标数据均不乐观　　事实上，我们具体分析三大指标在4月份的表现也会发现，数据并不乐观。　　国家能源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4月工业用电量30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6%，这一增速较3月份的3.23%有较大幅度回升。但若按照日均用电量计算，同比仍是负增长。　　而从环比看，根据当月值计算，4月工业用电量环比下降1%。这是2012年9月以来首次出现环比负增长(不考虑受春节因素干扰的1、2月份).　　工业用电量可以准确反映我国工业生产的活跃度，以及工厂的开工率，4月工业用电量负增长反映了工业生产疲弱。　　央行统计数据显示，3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企业及其他部门中长期贷款余额26.69万亿元，同比增长7.6%，增速比上年末高0.7个百分点。4月中长期贷款新增加4061亿元，其中，4月对公中长期贷款仅增加1750亿元，比上月少增780亿元。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对公中长期贷款持续低迷，前4个月，中长期贷款在对公贷款中的占比分别为52%、57%、37%、42%。　　“对公中长期贷款持续增长有限反映了实体经济缓慢回升，企业对未来盈利预期不好的状况。”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铁路货运量也在持续下降。目前在我国铁路货运中，煤炭、石油、粮食等大宗物资占主体，仅铁路货运的煤炭就占全国煤炭的50%以上，我国能源消费又以煤炭为主，因此铁路货运量的变化会比用电量更快地预示经济的变化。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铁路货运发送量完成99074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787吨，同比下降0.8%左右。业内人士称，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不断加大，预计全年铁路货运量都不会有太大幅度增长。

金融热经济冷再现 货币政策独木难支　　近日4月份的宏观、金融数据出齐，有一个困扰市场数月的现象再度出现，即经济“冷”金融“热”。诚然，金融传导至实体经济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现在看来，单单一个时滞的理由已经无法解释这一现象。资金利用率降低、资金空转增多，或是另一原因。　　分析人士指出，单靠货币政策难以改变经济与金融数据相背离的现状，中国需要进一步的结构性改革，实体经济需要及时找到结构转型的方向。　　金融、经济数据相背离　　在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刘利刚()看来，4月份信贷与实体经济数据再度“打架”。　　数据显示，4月新增贷款为7929亿元，社会融资总量达到了17.75万亿元，M2的增速更是达到了16.1%，处于两年来的最高位。　　但是4月实体经济增速却不尽如人意。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尽管高于上月的8.9%，却低于市场预期， “这一数据显示当前经济增长动能偏弱。”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向前看，基数效应将在5 月份消退，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难以继续加快。”　　刘利刚指出，从这些数据来看，货币和信贷支持的力度的加大，并没有转化为经济的成长。　　但是房地产数据是个例外。4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显著加快，当月同比增速提升至23.1%。这与一季度信贷较多地流入房地产业有关，今年一季度新增房地产贷款高达7103亿元，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占同期各项新增贷款的27%。彭文生直言，这是“房地产业对其他实体经济部门的挤压加剧。”　　资金空转确实存在　　通常金融数据传导到实体经济会有一个滞后期，通常在3至6个月。权威人士测算，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和GDP的时滞大概是3个月。　　今年1月份货币金融数据取得“开门红”，人民币贷款增加1.07万亿元，社会融资总量则高达2.54 万亿元，创下历史最高位。但是如此红火的金融数据并没有反映在4月份的宏观数据上。　　因此，单单一个时滞的理由已经无法解释金融热、宏观冷的现象。　　上述权威人士表示，造成这一现象还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比较多的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另一方面，社会实体经济对资金的利用率降低，经济主体中“三角债”的情况较以往严重。　　江苏某建筑公司老板告诉记者，确实今年从银行申请贷款比去年容易，银行审批的贷款额度也比去年“豪气”。但是他的公司更多的是借新、还旧，例如他向银行的1000万贷款即将到期，于是他向银行再次贷款同等额度，用于偿还先期贷款，相当于变相的展期。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并没有一笔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化解数据背离需改革综合拳　　面临经济“冷”，金融“热”，货币政策何去何从？眼下，市场对货币政策的猜测，也从数月前清一色的“稳健”、“中性”的字眼转变为收紧还是宽松抑或是降息的争议。　　一派从金融“热”的角度认为，货币增长高于预期，流动性持续处于宽松状态，短期内降息不太可能，货币总量需要收紧。　　另一派则从经济“冷”的角度认为，当前经济增长势头偏弱，货币政策将朝向宽松方向微调。彭文生就建议，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引导银行间利率下行，以及增加信贷供给。　　而从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视角来看，单纯的货币政策调整难以改变经济与金融数据相背离的现状，也难以调和两者间的矛盾。　　刘利刚建议，单纯依靠货币政策难以支持整个经济的成长，中国仍然需要结构性改革，来推动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些举措应该包括结构性减税、去监管化并鼓励垄断领域的竞争、利率市场化以及深化资本市场的发展。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则表示，其实真正重要的还是实体经济要找到结构转型的方向。毕竟金融是服务行业。如果实体经济能找到好的方向，金融的问题和风险是可以“时间化空间”地去化解的。即便以前有风险，只要经济转型方向是确认的，那么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消化掉。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上海证券报）

经济放缓需求不足 最多毕业生遭遇最严峻就业形势　　临近今年毕业生签约截止期，武汉大学研究生李巧的工作还没最后敲定。　　作为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她目前在湖北一家电视台实习。去年这时候毕业生基本都签约了，但今年全班60多个学生，迄今只有一半左右找到了工作，并且不太理想。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今年高校毕业人数为699万，比2012年增加了19万人，成为新中国成立至今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　　但就业形势并不乐观。近期各地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0日，5月5日、5月6日，上海、广东、江西高校毕业生总体签约率为44.4%、50%、53%，比2012年同期下降约2、6、7个百分点。此前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会议就传出消息，截至4月19日，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传出不足3成的消息，比去年同期下降10个百分点。　　就业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　　来自地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数据显示，今年各地高校签约率并不高。　　截至5月10日，今年上海高校毕业生总体签约率为44.4%，比2012年同期下降2个百分点。其中，研究生、本科生的签约率比2012年同期分别下降约2%和4%，专科(高职)生的签约率有1.2%的小幅上升。　　同期广东、武汉、江西、北京等地也传出签约率下降的消息。　　截止到5月5日，广东省应届大学毕业生签约率仅有五成，比去年同期下降6%-7%。截至5月6日，江西省高校毕业生总体签约率约为53%，比去年同期下降7%。更早的时候，北京传出签约率不足3成的消息。　　4月初召开的2013年广东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会上透露，到目前为止，广东2013届毕业生签约率仅30%，较之去年同期下降了10个百分点，就业形势较2008年更为严峻。　　5月初，有上海当地媒体从沪上多所高校调查后称，今年是近十多年来就业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严峻程度甚至要超过发生金融风暴的2008年，截至今年4月底，上海各校签约率大多在30%左右，比往年要低10个百分点。　　但采访中一些地方教育或就业部门并不完全同意。其理由是，比之4月份，5月份发布的就业数据实际上显示就业率在好转，并且现在仍然没有到6月末签约截止期。　　广东省教育厅长罗伟其分析称，全球经济形势不佳，社会需求减少是就业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之一。部分外贸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企业利润增长缓慢。罗说，2013年广东省企业校园招聘计划总量和招聘岗位比去年减少了 10%左右。　　北京今年高校毕业生近23万，比去年增加约9千人。北京市教委副主任付志峰在4月25日的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上称，今年北京岗位数量和质量均有所下降。其中，民营企业提供的岗位数量下降尤多，而大部分用人机构提供的岗位待遇下降、岗位重要性不如往年。　　对于就业数据，上海市教育部门公开表示，是否最后2013年签约率下降还需要观察。短期签约难，并不是岗位不足。　　上海市教委公开数据显示，在2013年用人单位在上海的岗位需求数超过15万个，上海高校毕业生约13万人选择就业，其中10万人希望在上海就业，约5万名毕业生已经签约。　　上海教委副主任李瑞阳指出，还有一半学生未签约，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遭遇三重困难有关，这包括经济增长放缓和结构调整的影响，用人单位需求出现下降；二是用人单位的匹配度不高，挤压效果显现；三是毕业生自主意识增强、就业观念多元等自身因素的影响。　　另据武汉大学就业工作处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企业对于学生的需求整体来说比往年稍有下降，但供需比与往年基本持平。据统计，去年武大全年共有800多场专场招聘会，而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00多场。　　该工作人员还介绍，今年不只是单位岗位需求量减少，学生选择直接就业的少于50%，“武大最近几年，选择升学和出国的学生超过了一半，直接选择工作的学生大约47%”。　　他介绍，按照武大各个院系反馈的情况来看，今年选择考研和保研的学生人数有所下降，出国的人数呈上升趋势。　　就业结构性问题突出　　毕业生签约率下降的同时，总体失业率并没有太大波动。　　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1-3月全国新增就业人数342万人，创3年来新高。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多年来稳定。该失业率统计的是登记失业的人口，在“十二五 ”期间将被“调查失业率”这个数据取代。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丽宾认为，目前大学生签约不如去年，可能主要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她指出，大学学生所学的东西，与社会就业岗位需求的东西很不一样。比如现在的产业结构需要调整，更多有创意的人才非常需要，但是大学教育并不鼓励创新，这样毕业生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相反产业结构不利于大学生就业。　　此外，就业率还存在院系和行业差距，比如部分大学新闻院系存在就业难问题，而对于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来说，今年就业遭遇“冰冻”似乎和他们关系不大。经管院2009级一共有16个专业，24个行政班，人数在1000人左右，而截止到发稿前，90%以上的学生已经有了归属。　　据该院系一位毕业生介绍，选择在国内继续深造的有250人左右，占总人数的25%，选择出国的占了40%左右，而只有30%左右的学生选择了直接就业，这30%的学生，又来自于一些特定专业，比如，人力资源管理专业2009级毕业的学生就实现了100%就业，而同是该院的数理金融专业却有将近100%的人选择出国。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负责09级学生就业的辅导员王刚说，这学期一共有418家企业来武大经管学院招人，提供了2756个岗位，“但有的学生进了四大(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最后还是选择了出国。”　　“挤压效应”推动到基层就业　　记者了解到，支撑北大，清华、人大、复旦、武大等名校就业率没有出现大幅下降，与更多的学生走向基层有很大关系。　　比如在北京，今年人大、北大、清华等名校毕业生选择北京以外地区就业人数比例上升比较快，其中清华就业办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选择京外的人数比例预计首次突破50%，这比去年的48.3%的比例有所提升，而2003年选择京外就业的人数比例只有30%左右。比如像人大文学院某研究方向研究生，去年20人左右有6个留京，今年则仅仅只有2个。　　究其原因，人民大学文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毕业生说，这与需求下降有关，“另外，北京落户要求很严格，留京很困难，很多同学不得不选择京外就业。”　　4月底北京人事局传出消息，北京提出原则上本科毕业生年龄低于24岁、硕士低于27岁的落户要求。而这使得大批超龄的毕业生难以留在北京。　　部分同学的另一个感觉是，很多高学历的学生，从事的是本来本科生就可以做的工作，比如像小学中学教育，现在需要硕士和博士，有时候还需要海外留学生。　　按照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瑞阳的说法，这就是“挤压效应”：重点高校毕业生挤压市属高校毕业生，研究生挤压本科生岗位，有经验的就业者裁员挤压应届毕业生就业空间。　　一些学生则打算通过学校的特殊计划到基层去。记者获悉，今年，仅在湖北地区，武大就有将近150位学生入围选调生，到基层锻炼一年，再回来继续念研究生。　　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熊汉忠告诉记者，现在大学生就业，包括研究生，往基层、周边地区、二级城市在走，这一苗头确实比较明显，既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其消极意义。　　从积极角度解读，大学生对自己的定位从低，还有发展空间，是一件好事，不像以前的大学生一定要达到某个期望值。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高校有些专业设置不太合理，未来需要调整”。（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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